忽必烈對待宗教的政策,佛教因他的偏袒而明顯受益

時間:2021-11-16 17:06:29 文化
元朝對一切宗教都很寬容,孛兒只斤.忽必烈在1279年一度恢復(fù)了成吉思汗關(guān)于屠殺牲畜的規(guī)定—一這一規(guī)定是與穆斯林習(xí)俗相違背的——和一度表現(xiàn)出極端反感《古蘭經(jīng)》所強加給穆斯林的那些對“異教徒”發(fā)動“圣戰(zhàn)”的義務(wù)。此外,他對佛教徒的同情,使他在短時期內(nèi)對佛教徒的老對手——道士們表現(xiàn)了幾分個人敵視。

  的確,佛教因他的偏袒而明顯受益。他正是以這種面貌而被載入蒙古傳說的。虔誠的佛教徒、蒙古史家薩囊徹辰甚至給忽必烈冠以呼圖克圖(qutuqtu,崇敬的、神圣的)和查克拉瓦蒂(Chakravartin,在佛教詞匯中是“宇宙之君主”)這些稱號。甚至在他繼位前,即蒙哥統(tǒng)治時期,他就在上都府召集了一次佛教徒與道士的辯論會(1258年),結(jié)果,佛教徒獲勝。在這次著名的論戰(zhàn)中,那摩(曾出席過蒙哥舉行的宗教辯論會)和年輕的吐蕃喇嘛八思巴闡述了佛教教義。像在1255年的辯論會上一樣,他們指控道士們散布流言,歪曲了佛教起源史,把佛教貶成僅僅是道教的附庸。這次論戰(zhàn)之后,忽必烈頒布法令,焚毀道藏偽經(jīng),迫使道士們歸還從佛教徒手中奪得的佛寺(1258年、1261年、1280年和1281年法令)。馬可·波羅記載,忽必烈繼任皇帝后,他曾舉行隆重儀式接受錫蘭王送給他的一件佛骨。

  忽必烈在佛教事務(wù)中的主要助手是吐蕃喇嘛八思巴,他大約生于1239年,很可能死于1280年12月15日。八思巴是著名梵學(xué)家薩斯迦的侄子和繼承人。主管烏斯藏的薩斯迦寺廟。忽必烈曾派人到吐蕃請他,忽必烈任用他以便使蒙古人皈依佛教和確保吐蕃的藩屬地位。忽必烈封他為國師,借用古代中國佛教中的這一稱號。忽必烈于大約1264年左右將吐蕃納入他的政治-宗教統(tǒng)治之下。直到當(dāng)時,蒙古人還不知道除畏兀兒字以外的其他字母。1269年,八思巴按忽必烈的命令為蒙古人創(chuàng)造新文字,被稱為都爾巴金(durbaljin),或稱方體字,它是受藏文字母的影響。然而,伯希和認為對八思巴在創(chuàng)造新文字上的作用有些估計過高;無論如何,這些方體字只是暫時流行,因為蒙古人繼續(xù)使用模仿畏兀兒字母的文字(只是在書寫方式上有所不同,有更多的角形字),這種文字已成為他們的民族文字。收藏于法國國立檔案館的蒙古大臣手稿正是用畏兀兒文字寫成的。在這一點上,伯希和指出,畏兀兒文有其不足之處,它僅僅是不完全地表達13世紀(jì)蒙語的語音,用畏兀兒文區(qū)別不出“o”音和“u”音,發(fā)不出詞首“h”的音等等。同樣,對顎音而言,畏兀兒字母也沒有八思巴字母豐富。

  在忽必烈的繼承者中,大多數(shù)人與忽必烈一樣是虔誠的佛教徒。首先是他的孫子鐵穆耳,他在忽必烈之后行使統(tǒng)治(1294-1307年在位)。然而,忽必烈的另一個孫子阿難答(Ananda,盡管其名字實屬佛教徒的梵文名)是傾向于伊斯蘭教。“他能熟悉《古蘭經(jīng)》,并擅長于阿拉伯文”,他是唐兀惕地區(qū)(寧夏)的長官,是唐兀惕境內(nèi)伊斯蘭教的熱情宣傳者。鐵穆耳企圖使他轉(zhuǎn)而皈依佛教,一度曾徒勞地囚禁過他。鐵穆耳死時(1307年2月10日),阿難答企圖奪取王位,但是,他的侄兒海山獲得了王位,并處死了他。海山在統(tǒng)治時期(1307年6月21日-1311年1月27日)內(nèi)表明自己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,他使許多佛教戒律寫本被譯成蒙古文。中國儒學(xué)家指摘他偏袒喇嘛,很可能是對這種偏袒的一種反應(yīng),行政機關(guān)撤銷了佛教徒和道士直到當(dāng)時一直享受的財產(chǎn)豁免權(quán)。在忽必烈的重孫、也孫鐵穆耳統(tǒng)治時期(他從1323年10月4日繼任皇帝,至1328年8月15日去世),大臣張圭代表儒生公開抗議尊崇喇嘛。陜西尤其是吐蕃佛僧們常去的地方。一份當(dāng)時的報導(dǎo)說:“曾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,絡(luò)繹西部各省,城鎮(zhèn)旅社容不下,而住進民房,驅(qū)逐房主,趁機奸污婦女。不滿足淫逸,他們又奪民僅有的錢財。必需采取措施阻止公開的吸血者,他們比收稅人更加殘酷”。也孫皇帝不得不對喇嘛進入中國加以控制。

  漢族文人們認為蒙古王朝應(yīng)該對他們實施的過度的佛教“教權(quán)主義”負責(zé),它無疑是王朝衰落中起作用的一個因素。然而,佛教對忽必烈家族的異乎尋常的影響,在中國土地上的突厥-蒙古各代的歷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鮮事。同樣的事情在4世紀(jì)末著名的苻堅和在6世紀(jì)初最后一批拓跋人身上都發(fā)生過。佛教最初是使這些粗魯?shù)囊靶U人變得較為溫和仁慈,后來使他們變得遲鈍,最后使他們失去了自我保護的本能。于是,具有悠久儒教傳統(tǒng)的中國忍受了這些可怕的主人,它看到了這些君主漸漸地失去了危害,它或者是把他們同化,像拓跋人的情況;或者是把他們趕出境,像對待成吉思汗的后裔一樣。如果忽必烈家族信奉了伊斯蘭教——就像如果1307年阿難答獲得成功所發(fā)生的情況那樣——形勢會是更加嚴(yán)重。伊斯蘭教的勝利對古老的中國文明將是可怕的一擊。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,威脅著中國文明的兩次大危險可能是1307年的阿難答的爭位和由于發(fā)動者于1404年去世而幸免了的帖木兒汗國的進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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